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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科举考试，为何南北方考生的成绩差距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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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用着同样的语言和文字，为什么南北差距这么大……
一年一度的高考刚刚结束，等待分数的时刻，最是煎熬。
在现代，南北方状元的分数，即便以采用全国统一试卷的地区而论，也看不出什么明显差别。不过，在中国古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在兼具今天高考和公务员考试职能的科举考试中，考生成绩因地域不同而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更具体点说，从宋朝开始，南方的成绩逐渐呈现碾轧北方之势，并且，这种势头一直影响到近代。
在著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几位旗手中，除了李大钊是北方人，其他如陈独秀、鲁迅、胡适、蔡元培、钱玄同等都出生在南方。
既然用着同样的语言和文字，为什么南北差距这么大呢？
南北悬殊
严格地说，北方并不是一直处于被碾轧的地位。
在科举制兴盛的唐朝，北方的状元数量远远多于南方。比如，唐朝首位、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可考的首位状元孙伏伽，就是河北邢台的清河人。公元622年，唐高祖组织首次全国性科举考试，刚被罢官的孙伏伽参加考试，进入到进士科环节，唐高祖鉴于他之前当官时敢于大胆进谏，就圈了他的名字，唐代第一位状元由此而生。
科举制的建立，打破了之前流行的士族政治造成的门阀限制，允许普通读书人自由投考，使全社会的人才资源得以顺畅流动起来。贞观初年，唐太宗李世民在科举考试放榜日到端门观察，见新科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喜不自禁地对身旁侍臣说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整个唐朝，尤其是在唐前期，北方人的优势非常明显。公元755年前，共著录籍贯的状元8人，其中7名是北方人。即使以整个唐朝来看，明确著录籍贯的状元42人，北方25名，占去六成。
但这种优势却在慢慢被逆转。北宋仁宗之后，共计30名状元中，南方籍21名，占70%。北宋灭亡后，北方被金、辽所占据，南宋朝廷虽偏安一隅，但行的还是孔孟之道，学的也是之乎者也，依旧实行科举考试制度，考生范围基本限定在了南方地区。单从科举这件事来说，这段时期，南方在进步，北方在停滞。
到了明清时期，南方状元的比重进一步上升，明代全国著录籍贯的89名状元中，南方籍78名；清代99名状元中，南方籍88名，南强北弱之势已不可逆。
这一局面的形成，并非统治集团刻意为之。相反，历朝历代的皇帝为了保证王朝秩序稳定，曾经动用皇权，对南北考生的成绩进行干预，甚至为此闹到罢官、判刑乃至砍头的地步。
人为干预
对于皇帝来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所要考虑的自然是各方面的均衡，均衡才利于稳定。当知识分子多来自南方时，他们就要考虑适当打压。
北宋初期，统治集团上层基本都是北方人，由于此时去唐不远，他们脑袋还保留着“西北，天地之劲方，雄尊而严，故帝王之兴常在西北”的观念，在这些人眼里，南方虽然此时已经成为国家的经济中心，但依然是下等地方。
宰相寇准就认为“南方下国，不宜多冠士”，为此，在状元人选上，他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的考试中，竭力将南方籍肖贯中换为山东平度人蔡齐，并得意地说：“又为中原争得一状元。”
之后，司马光和欧阳修这两位分别代表北、南方知识分子开展了一场有关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辩论。
司马光认为，各地读书人起跑线不同，应该分区域取人，也就是分配名额。
阳修则认为，国家取士，应“惟才是择”，东南读书人多于西北是事实，但东南取士，本身对东南的读书人来说，已经是百人取一；西北取士虽少，但大体是十人取一，已经占了便宜，如果抑东南而增西北，有失公允。
事实上，当时的人们已经意识到：“士人之盛，无如川浙、福建、江南，今解名极少，不无遗才；其京东等路荐送之数太宽，滥得者众”。
最终，宋英宗听取了欧阳修的意见，但在区域解额分配上，则向北方地区倾斜。哲宗时期，更是在会试中实行南北分卷制。尽管如此，东南知识分子的崛起已成定局，根据美国学者贾志扬研究，现在可考的北宋进士全国有9630人，其中南方的达到9164人，占到总数的95%。
而由地域引发的科举选人斗争最激烈的，则是明朝初年的“南北榜案”。
洪武三十年（1398）春，礼部会试，主考官是翰林学士、湖南茶陵人刘三吾。刘三吾当时已85岁，是有名的大儒，饱读诗书。他从全国几百名举人中，点出52名考生，以宋琮为第一，报给了朱元璋。巧合的是，52人中，全是江南人士。
发榜之日，北方贡生发现没有一名北方人被录取，一下就怒了，他们怀疑主考官偏袒南方考生，将皇榜打落，贡院大门砸坏，并成群结队向负责科举考试的礼部衙门进发示威，要求对考试结果给出一个合理解释。最后，礼部找来锦衣卫，把这股学子暂时给压下去了。
不久，朝廷举行殿试，福建人陈安被钦点为第一甲第一名状元及第。消息传出，他们在南京城组织大型集会，游行示威。朱元璋得知后，出于王朝初建，北方边境还不够稳定的考虑，授意刘三吾增加几个北方人入围，一来稳定北方考生情绪，二来借此笼络人心，安定北方人心。
但刘三吾从纯专业的角度，一口拒绝。朱元璋无奈，又授意翰林院侍读张信等人把北方卷子拿过来再看看，能不能选几个有才华的北方人。结果张信等人看了一遍后，发现确实没有合格的，就如实奏报了。
朱元璋自己也知道，北方之前在元朝统治下，文化课抓的不是特别紧，学识、见解等各方面肯定不如南方考生，但对手下大臣一点不领会自己的意图则更加恼火，他随便找了个由头，把刘三吾流放，张信等人凌迟处死。这一期的南方考生也跟着遭殃，不少人不光成绩被取消，还被流放各地。
同年六月，朱元璋重新会试，从北方考生中点出61名进士，这就是明初轰动一时的“南北榜之争”。
朱元璋的暴力干预给了后继者启示。1425年，杨士奇提议恢复宋代的南北分卷考试制度，得到明仁宗赞同，决定该年会试“不过百名，南卷取十之六，北卷取十之四”，这样就能缓和北方考生的焦虑感。
不过由于仁宗突然逝世，南北卷的主张直到1427年在明宣宗的主持下才得以实施。这样，在进士的数字上，南北差距被人为缩小了，但状元仍基本被南方考生所垄断。
原因分析
这种现象实际反映的是中国社会经济重心的南移。
黄河文明是华夏文明的摇篮。从夏、商、周到两汉，黄河中下游流域一直是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彼时的东南区域，被中原人称作“夷”，至于岭南、闽粤地区，更被视作瘴气之地，是犯人流放的场所。这种中原文化先进的骄傲情绪，一直影响到北宋时期。寇准作为北方知识分子的代表，视南方为“下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魏晋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时间里，北方一直在打仗，包括大量知识分子在内的北方汉族人为躲避战火纷纷南迁，既为南方带去了大量劳动力和技术，也带去了更先进的文化知识。比如三国时期的荆州，就因为吸收了大量的北方移民，发展成为沃野千里的富庶之乡。
这种南移，在大唐盛世曾经被按下暂停键。此时南方文化虽已勃兴，但北方千年文化底蕴犹在，加之唐初先有贞观之治，后有开元盛世，长安作为全国乃至全世界著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拥有强大的文化辐射力。
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唐朝的状元多产于北方。但“安史之乱”让北方再次陷入连绵战火之中，而南方得益于长江天堑，得以保持相对稳定的社会局面。当地政权采取兴修水利、劝课农桑等措施发展生产，南方经济和文化发展逐渐超越北方。
北宋时期，这种经济重心的南移基本形成。北宋初年，通过汴河运至都城开封的漕粮为400万石，而整个黄河流域通过黄河、惠民河、广济河运至开封的粮食仅200万石。再往后，南方承担的粮食供应量越来越大，从400万增至580万，再到700万石。包拯由此感叹：“东南上游，财富攸出，乃国家仰足之源，而调度之所也。”
北宋被灭后，北方被金、辽所占据，南宋朝廷虽偏安一隅，但毕竟行的还是孔孟之道，学的也是之乎者也，依旧实行科举考试制度，但考生范围基本限定在了南方地区，文化的推广普及力度和广度远远超过了北方的两个少数民族政权。后世明、清两代，南方人能在状元数量上形成绝对优势，可能就是受这一时期影响。
古语云：仓廪实而知礼节。文化知识的学习，往往是建立在温饱问题解决的基础上。早期黄河流域文明的兴起，也是因为该区域农业文明的首先发达。南方在文化上的兴起，同样是因为生产力的发达，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可以不事生产，专门从事教育工作。
据贾志扬在《宋代科举》一书中统计，人才出现率最高的两浙、两江及福建等地，各类官、私学校的数额以及设立学校的州县在本地区所占比例在全国都居于前列，三省州学普及率均达100%，县学普及率超80%，所设私学则占到全国的72%。就全国来讲，州学普及率达100%，县学普及率超90%的都在南方。
再以明朝为例，据《大明一统志》记载，全国有书院308所，长江流域各省达230所，占全国总数84%，北方仅有48所，南北之间形成巨大反差。
而且，这种文化的普及一旦形成风气、成为风俗，也就是俗话里说的书香门第、江南出才子之类，往往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像福建的永泰县，曾在南宋孝宗乾道年间连续出过三位状元，后人在县城建“三元祠”以表纪念。
最著名的当属苏州，自隋唐推行科举制以来，苏州先后出过45名状元。清一代，江苏共出状元49人，占全国40%，而苏州则贡献了江苏省的近一半，达24人。该地县学、社学、义塾、私塾遍地都是，下属的吴县、常熟、太仓、吴江和昆山有书院56所，著名的紫阳书院，历代掌院全部都是进士。直到今天，苏州仍保留有多家状元府，体现着苏州的文化底蕴，也暗示着苏州人的小小傲娇。
南方人才的集中和高产，一定程度上还对主考官产生影响。同样在明代，陕西籍考生吕楠，在会考中被陕西籍考官康海列为第一名，另一名南方籍考官王鏊却将其排在第六，康海为此愤愤不平道：“吕楠的文卷没人能比得上，只因他是北方人，就压抑他的名次，是不公平的。”不过，王鏊后来还是听了他的建议，把吕楠定为状元。
时至今日，作为古代产物的南北榜已经消失在历史中。今天的教育体系更加多元，教育资源也在不断均衡。随着各类教育均等化政策的实施，每一位学子只要找到自己热爱的方向，并付之努力学习，都可以取得优异成绩。 参考资料：1.韩茂莉、胡兆量：《中国古代状元分布的文化背景》，《地理学报》第53卷第6期2.靳润成：《从南北榜到南北卷——试论明代的科举取士制度》，《天津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3.张希清、毛佩琦等主编：《中国科举制度通史》（1-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4.林白、朱梅苏：《中国科举史话》，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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